大陆十五年垃圾分类投资巨大收效甚微，马先生推台湾却卓有成效

E20编者按 近日，“习马会”成为热点，环卫爱好者也很快扒出了马英九先生亲力亲为推进台湾垃圾分类事业发展的成功案例，令人艳羡。然而，在中国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看来，中国大陆其实最早提出了“垃圾分类”。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成为首批试点的8个城市，国内的垃圾分类进程开始加快。仅2011年北京市内30%的小区,在垃圾分类方面财政投入即达4亿元,而垃圾的实际收取量却不足产生量的10%,垃圾分类收运基本失败。目前可以估算的是,每年每个城市在垃圾分类方面的投入达几亿甚至上十亿计, 全国每年在垃圾分类上所投入的财政资金将不低于百亿元之巨,但实际状况收效甚微。 

尽管人们大多将德国、日本视为垃圾分类的先驱和典范，但在中国垃圾问题专家王维平看来，中国是最早提出垃圾分类的国家。据北京市市政市容委提供的相关资料，1957年10月12日的《北京日报》就刊载道：本市城区将全面实行垃圾分类收集办法：破布头、烂铜铁、玻璃和书报全部回收再生；煤渣、破碗盆用来制砖铺路；菜根菜叶、鸡肠鱼肚、蛋壳鸡毛及落叶杂草沤成了成本低、肥效高的好肥料。

然而，时至今日中国的垃圾分类已经发展到了怎样的状态？

15年前即提出垃圾分类试点城市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垃圾分类始于1996年，北京市西城区福绥境街道大乘巷在“地球村”环保组织的倡导下开始先行垃圾分类。此后垃圾分类工作基本处于民间自发进行的状态。直到2000年，原建设部公布首批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名单，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成为首批试点的8个城市，国内的垃圾分类进程开始加快。

作为试点城市之一，北京的垃圾分类工作在2009年后才开始取得实质性进展。同年4月，北京市委市政府发布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以下称，意见），按照大类粗分的标准，将居民生活垃圾分为可回收物、厨余垃圾和其它垃圾三类。意见发布后，北京市拟定了“十二五”时期生活垃圾分类系统建设规划，制订了“2012年度在全市完成600个垃圾分类达标试点小区，使城镇地区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50%以上，2015年城镇地区居住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达到80%”的目标。

多年以来，倡导“垃圾分类”却收效甚微

据不完全统计，居民小区实现垃圾分类步履维艰。仅2011年北京市内30%的小区,在垃圾分类方面财政投入即达4亿元,而垃圾的实际收取量却不足产生量的10%,垃圾分类收运基本失败。

北京市安贞某社区。厨余垃圾桶是空的，可回收垃圾桶内倒全是厨余垃圾。财政每年数千万资金投资的垃圾桶，基本上就是个摆设。 

再看杭州市, 主城区1381个生活小区，75%的小区垃圾分类已经合格，小区70%的居民能做到正确分类垃圾、正确投放；但负责直接处理分类垃圾的杭州环境集团给出的数据是：全市每天3500多吨垃圾，其中分类垃圾只有800多吨，比重不到25%。

2014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广州市垃圾分类公众知晓率高达90%以上，但公众参与率不足30%，公众分类投放率仅10%左右。公众不是不知道要分类，也不是不赞成垃圾分类，但就是有大部分公众不付诸行动，理由很多，诸如“垃圾桶分类标志不清晰”、“无奖惩措施”、“前分后混不分类也没用”、“别人没分我分也没用”等等。

在公共场所，垃圾分类箱往往形同虚设。在广州的一些主要街道两侧，随处可见具有“可回收”“不可回收”垃圾分类功能的垃圾箱，但记者发现，很多这些垃圾箱却形同虚设，并没有真正起到垃圾分类的作用。据环卫工人反应，很少看到有人是看清楚了分类再丢垃圾，不少市民都不会注意垃圾分类，还是怎么方便就怎么扔，经常有市民将垃圾随手丢在路上。

目前可以估算的是,每年每个城市在垃圾分类方面的投入达几亿甚至上十亿计, 全国每年在垃圾分类上所投入的财政资金将不低于百亿元之巨,但仍然收效甚微。

垃圾分类到底难在哪里？既要方便处理，又要高效回收利用，出路竟在何方？

垃圾分类，应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上海市环境工程设计科学研究院院长张益看来，就实际效果而言，中国的垃圾分类已经做得很不错了。“我经常跟西方国家的相关人士交流说，为什么中国的垃圾分类分的比你们好，主要是从结果来看，回收利用率更高，进末端处理处置设施的垃圾分得更彻底。”张益说，北京、广州等地做过样本统计，得出的结果是我国的垃圾分类利用率达到30%以上，大于欧美国家的20%—25%。

拾荒者等非政府力量不可忽视

在中国，进到垃圾桶里的垃圾，其成分与家庭产生的原始垃圾相比，实际上已经有很大的变化。张益表示，一方面，家庭中产生的废旧报纸、纸板箱等已经通过一些渠道进行了回收，但是环卫部门的统计并没有把这部分垃圾的回收利用计算在内；另一方面，参与垃圾回收处理的人员既包括城市拾荒者、流动的个体户，也包括集体、公司，如果把这些分散的数字都集中起来看，“环卫部门回收的垃圾，成分中可利用的部分其实已经很低了。”

假如让中国的拾荒者走进欧洲、美国、日本那些公认分类工作做得很好国家的垃圾处理处置设施，看到那些经过所谓严格分类后仍然花花绿绿的垃圾，估计他们都会象看到“宝藏”一样兴奋，因为相比中国处理处置设施的那些黑乎乎的垃圾，他们那里的可回收利用物品简直太多了。“西方国家的老百姓是在为环境而分类垃圾，中国的拾荒者是在为生存而分拣垃圾”。

市场化道路需要打通

由政府主导垃圾分类工作的局面亟待改变。在张益看来，目前垃圾分类工作难以推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投入与产出不成比例。对于城市拾荒者或者零散的垃圾回收个体户而言，进行垃圾回收几乎不需要成本，相比之下，国家主导的工业化生产，成本大约是前者的十倍，而产出却远远达不到相应的倍数。再生资源生产成本较高、规模上不去、市场需求不大等困境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垃圾分类工作的进展。

垃圾分类要真正走上市场化道路并不容易。把上百万捡垃圾大军拒之门外，显然并不现实。一方面，这些人有他们自己的生存需要，而且事实上，他们也的确为垃圾分类是做出了贡献，没有给城市造成很大的负担。另一方面，与流动的个体回收户相比，成规模的企业也缺乏较好的服务模式，很多家庭最终会选择把“可回收”的垃圾交给上门回收的个体户。要实现全面的分类搜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还需要更长的时间。

分类处理才能让垃圾分类有效落地

垃圾分类工作要探索的一个重要问题：把经过层层分拣后剩余的、没有利用价值的垃圾进行处理。“要想实现、做好垃圾分类，还必须建立一个‘从垃圾的源头到处理’的透明、完整系统。”有人提出，垃圾分类的实现离不开相关部门的引导机制和保障制度，离不开推动后期回收系统的跟进。

有专业人士建议，参与垃圾分类的企业不仅要严格执行规范，还应新建生活垃圾分类转运中心项目，根据餐厨垃圾、可燃垃圾、湿垃圾等不同的类别，设置不同的运输装置，进行不同的处理。

垃圾分类的目的就是“分类处理，物尽其用”，而分类标准决定着分类处理方式方法。广州垃圾分类采用“可回收物、餐厨垃圾、有害物、其他垃圾”四分标准，这意味着广州要配套发展可回收物和餐厨垃圾的物质利用产业，尤其要优先发展可回收物的物质利用产业。垃圾分类的可回收物是低值可回收物，其回收利用只有微利甚至亏本而又长期得不到财政扶持，不能吸引投资，即使现有工业产能也不愿涉足，致使分类垃圾得不到分类处理。

马先生如何推进台湾垃圾分类发展？

1997年，台北市开始实施“垃圾不落地”及“三合一资源回收计划”，规定市民必须将垃圾直接交给垃圾车收运，采取定时、定点、定线清运垃圾的方式，方便市民将“垃圾分类”、“资源回收”与“垃圾清运”一次完成。

1998年，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就把垃圾分类作为施政的一项重要工作推动。实现垃圾分类是台北市政府的一项重要施政计划。

万事开头难。在开始实施垃圾分类定时回收时，全台北7万多公务员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每天轮流上门，督导社区和市民进行垃圾分类。台北市环保局长说，他在刚刚推行垃圾分类的时候，曾多次被市民砸鸡蛋。虽然政策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可政府却始终持续执行。

马英九经常随身携带垃圾袋到社区做解释和动员工作，曾经穿着围裙上电视宣传垃圾分类，甚至在道喜的婚宴上拿出垃圾袋请新人回答垃圾分类的相关问题。

马英九正在分垃圾图片来源：环球时报，2000年7月11日，第五版

2000年7月1日，台北市开始全面实施垃圾费随袋征收。采用垃圾费随袋征收，制造多少垃圾，就得购买多少垃圾袋来装。一改过去台北资源回收率仅为2.4%的情况，贯彻实行了“使用者付费、污染者付费”的环保原则，使垃圾分类和设法减少垃圾丢弃成为270万台北市民生活习惯的一部分。

市民可到指定地点如便利店等购买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指定的垃圾袋，价格为每升5毛新台币。市政垃圾车只收取使用该专用垃圾袋的垃圾，分类垃圾则免费收取。

对于没有依照规定进行垃圾分类的人，台北市政府绝不手软，会开出1200-6000元新台币（约合人民币240-1200元）罚单，检举奖金则为罚款的20％；伪造专用垃圾袋除可罚款新台币1000万元外，还可处2-7年徒刑；贩卖伪造垃圾袋除可罚款新台币3万-10万元外，可处1-7年徒刑；检举伪袋制造的民众最高奖金为新台币50万元。

这个政策的妙处在于，把环保行为与经济激励紧密结合起来。家庭主妇和阿公阿婆们每天稍花点时间就做到了，而且效果更好。例如，厨余垃圾时间放长了会变味，家庭主妇们会用厨余做花肥，既养花怡情，又能处理垃圾。

马英九2001年接受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时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位80岁的老先生告诉我，以前他一个月要花100多块钱的垃圾费，现在80多块就够了。因为有许多垃圾回收了。老先生为此很高兴，我们听了更觉得高兴。因为当垃圾减量、资源回收的时候，整个社会的浪费就减少了，财富也增加了。”

“垃圾分类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如果上班或者出差，一定会将扔垃圾的因素考虑进去。比如晚上7点收垃圾，那我就不会安排这个时间跟人约会。”台北世新大学的老师、教育电台主播董珍銮说，她住在台北市北投区。董老师认为，台北的垃圾分类已深入人心，还改变了市民的生活习惯，“买专用垃圾袋要花钱，处理垃圾麻烦，作为一个家庭主妇，买菜做菜时一定会计算好量，以免浪费、制造更多垃圾”。

台北市政府环保局第五科（负责垃圾分类）科长崔浩志是台北垃圾强制分类的见证者，她记得时任台北市长马英九带着市政府工作人员上门推动“垃圾不落地”政策的艰辛，“现在终于有了回报”。

（本文根据《垃圾分类从“成长期”到“成熟期”路有多长？》、《分类推广遇难题 垃圾分类路在何方？》改写，同时融合环球时报、炎黄世界、都市快报、中国城市网相关报道整理而成。）

编辑：任萌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