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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深度: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

时间:2019-09-16 10:05

来源:《财经》

作者:俞琴 相惠莲

30多年宛如浮萍流荡,起落沉浮。众多拾荒者的前半生,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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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矿灯,背着篓筐,在夜里就开始“淘金”的拾荒人。

图/视觉中国

赵胜是一名流水线上的拾荒者。每天,他紧贴着一条传送带工作,扫视、摸索、拆分,快速从里面分拣出塑料、金属、橡胶等可回收物,扔进身后的编织袋。

这里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一天要处理5000多吨生活垃圾——相当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的五分之一。近十年来,赵胜所在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承包着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回收项目,每天承担1600吨-1800吨的分拣量。

赵胜的工作是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光是塑料,他就能分出十几种,而且还能分辨哪种更值钱。比如,光是一个饮料瓶,瓶盖、瓶身、包装纸的材质是不同的;拿到一个透明塑料储物箱,要把彩色的把手从箱体上掰下来,两者材质不同,透明的更值钱些。

经历过流水线上的分拣后,挑剩下的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填埋;而那些拣出来的,将在造纸厂、塑料制品厂、金属制品厂重获新生。

赵胜们来自偏远、贫瘠的乡村,仰赖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维持生计。他们在垃圾桶、垃圾楼、工厂式的垃圾分拣车间里寻寻觅觅,他们中也有一批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喊“收废品喽”。

最鼎盛时,北京拾荒者数量达到17万人。这一群体受到的评价极为两极化:一方面,拾荒者之间的交易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回收的废品量和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当,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处理开支。一方面,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另一方面,他们游离于监管之外,在生产、交易中制造环境污染。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挟之下,北京拾荒群体的生存空间愈加狭小。

30多年,宛如浮萍流荡,起落沉浮。拾荒者的前半生,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过去,他们因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出现,未来也必将随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缓解而消失。

不变的是,城市和垃圾依旧存在。

从村庄到流水线

那些被人们扔掉的东西,破袋而出,重新在传送带上展露真容。赵胜说,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肮脏的、腐臭的、涉及主人隐私的,也有让人兴奋的,比如大叠大叠的钞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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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垃圾分拣车间内,分拣工在工作。摄影/《财经》记者 俞琴

垃圾里捡到钱,是分拣工们津津乐道的事。赵胜的上司老夏说,早年有个分拣工突然离职去做生意,后来他听说,这人从传送带上捡到一个包,里面有几十万元现金。就在老夏向《财经》记者讲述这个未被证实的传闻时,几名分拣工附和过来,分别说起他们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拣工捡钱致富故事。不一样的时间、人物、数额,却有着同一种功效——足以激励平凡岗位上的他们分得更仔细、拣得更有劲。

就连不怎么进分拣车间的老夏,也交过一次好运。几年前,老夏在车间检查,瞧见传送带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下意识拿过来翻了翻,里面塞着一叠钱,回去一数,整整7900元。不过现在,这种好运越来越罕见了。分拣工们归纳出两个原因:电子支付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现金交易,纸钞用得少也丢得少了;反腐败卓见成效,往垃圾桶丢巨款的贪官少了。

对赵胜来说,脏没什么不能忍受的,“反正这个皮带,一下子就过了,脏的(东西)又不伤手”。

更大的挑战是气味。

垃圾分拣车间大门紧闭。如果没有要紧事,管理层不愿轻易推开这扇门。里面弥漫着一种类似臭苋菜的味道,浓稠的气味非常霸道,一旦粘上衣服,掸也掸不去。“进去走一下,就算马上出来,我也要换身衣服。”一名管理层员工说。

赵胜的家乡位于四川巴中。山村里交通和经济都不发达,也没有一家企业。赵胜在家带孩子,偶尔做点农活儿。

2012年春节,觥筹交错间,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说起,在北京捡垃圾不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25岁的赵胜备受鼓舞,过完年,他带着妻子来到北京,成为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两个小蓝点。

和赵胜一样,他现在的领导——巴中人许际才的命运转折点也出现在25岁。1986年,许际才月入不到30元。一位姓雷的老乡告诉他,上北京捡破烂,一天就能挣30元。

许际才说,老雷回北京那天,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他也很想去北京闯闯,像老雷一样月入900元,于是恳求老雷:“把我也带上呗。”

一张12.5元的火车票,把他送到北京。来自钢铁企业的废材,有铁也有水泥,用个锤子把里面的铁剃出来,废铁能卖二毛五一斤。一天下来,许际才果真能挣到二十几元。

“我们那个时候相当苦。”许际才说,刚到北京时,没有固定住所,用块塑料布蒙住被子,和锅一起随身带着。白天到处捡废品,走到哪里,晚上就在哪里休息。

偶然的机会,寄居粪库的许际才遇到一位下来调研的官员。这人是王维平,当时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负责管垃圾场。王维平回忆,看到数九寒天住在粪库里的许际才,觉得他特别可怜。

1988年,许际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辗转找到王维平,说想去垃圾场捡垃圾,请他帮忙写条子。王维平答应了。

“当时我没有什么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仅仅出于怜悯之心,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另一个考虑就是,你捡得越多我越省钱,就不用去花钱焚烧了。”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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