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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深度: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

时间:2019-09-16 10:05

来源:《财经》

作者:俞琴 相惠莲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就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公司。到上世纪70年代,二环路内出现2000多家废品回收站,几乎每个胡同都有。

“但是自打许际才他们一进京,迅速地把这支队伍给击垮了。”王维平说,拾荒群体的优势在于不怕丢人,背着一个破口袋,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翻。废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职工不会这么做,出于面子,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废品,月薪都是固定的。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四川巴中、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诱惑,前赴后继涌向北京。一如现下蜂拥而去BAT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城市白领们。

往后数年,北京拾荒群体数量迅猛增长。据王维平撰写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称,20世纪末,在北京拾荒的外来人口有8.2万,其中约4.6万来自四川,约1.7万来自河南,约1万来自河北,约1700人来自江苏。

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恶性事件。1996年,许际才等人又找到王维平,说了两件事。首先是自称因王维平帮忙写条子进垃圾场而“发了大财”,想要报恩。第二桩是,北京垃圾回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拾荒者户籍不同分成了13个帮派,这些帮派甚至有各自的“武装”,为争夺地盘,每年都有打架、斗殴等事件发生,还有人为此丧生。他们想借助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帮“扩大地盘”。

“我当时就萌生了调查这支队伍的想法。”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后,他召集各个帮派负责人聚餐,想要调查各帮人数、盘踞地点、主要营生及人均收入。

王维平说,为减少恶性事件,他给各个帮派分了工:四川人捡垃圾(小区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处理厂),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在四环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这一拾荒格局延续至今。

焚烧不是最好的选择

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资源化阶段,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措施之一。

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他们担忧的是,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那么,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他们也将面临失业。

“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不挣这么多钱了。”赵胜说,他还年轻,随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

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他和妻子是“非典”后来北京的,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一个月下来,两人能有8000元-9000元收入。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他给拒绝了,“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一般也就3000块钱。”

2009年,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前后工资变化不大。徐治新说,要是分拣项目没了,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但像他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新工作了。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先后经历了“眼不见为净”时期、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焚烧时期、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久而久之,垃圾就围城了。北京市在1983年做过一次航拍,大致沿着现在的四环路一圈,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个。

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这时候,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垃圾收集运输体系。之后,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找个坑就填”。

不管是堆起来还是填起来,都会污染地下水,周围臭气熏天,同时还产生大量甲烷——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彼时,拾荒者的大本营,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1997年,王维平曾挨个去13个帮派的大本营调研,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难闻的气味。难闻到什么地步?大本营里冬天都有苍蝇。不管是那的蟑螂还是绿豆蝇,个头都很大,一点也不像北方常见的。

三九天,饭碗一捧,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围着,王维平把它们扇开,马上又聚拢回来。

随着填埋场建成,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场附近。不过,由此产生的隐患也很多。汽车卸垃圾,来回冒土扬烟,偶有意外伤人事故发生。

第二阶段,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标准化”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具体做法是: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分区填埋,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盖土;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用于集中发电;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

国际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

新对策没有彻底解决矛盾。首先,防渗的有效期为12年,过期后,还是会污染地下水;第二,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第三,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满垃圾,很难重新被利用。王维平说,这种土地上,盖房子地基不牢,绿化也不行,堆体里不断发热,树种了就烧根。

第三阶段,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处理方式。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也就是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时,遭到了民间反对。据王维平回忆,2009年,全国多地出现抗议垃圾焚烧的示威游行。反对者认为,焚烧是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

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官员让王维平出面和反对者进行沟通。王维平带着反对者去日本参观了垃圾焚烧厂。在日本,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参观过程中,他们慢慢了解到,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有60%的投资花在烟气净化上。净化到什么程度呢?比烧油的炉子、烧煤的炉子都干净。”王维平说。

编辑:赵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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