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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水业战略论坛:三大关系预判“十四五”,从“污水资源化”文件说开去

时间: 2021-05-18 10:56

来源: 中国水网

作者: 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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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从北京的供水来源分布来看,即便我们的漏斗区这么严重,北京市地下水的开采量在2019年才略微降低,但依然占到我们整个北京市用水的36.9%,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在供水的量中,我们的再生水使用比例略微上升,南水北调的水量也不再上升了,2018年达到9.3以后,2019年为8.1。我们再看下用水的情况,环境用水的量逐年增加了,有相当一批再生水,即污水厂的排水被统计为再生水用于环境用水,因为在北京除了专门用原水为了保障饮用的水,没有哪条河道有新鲜的一手水,大部分河道中流动的都是污水厂的出水,这就是北京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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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则是另外一种类型,有大量过境水,但它是属于水质性的缺水。上海的供水来源非常典型,它没有本地的一手水,99.9%都来自于河道(过境水)。上海市只是选择把自来水的取水口从黄浦江的下游搬到了黄浦江和长江的上游,来解决他们的饮用水安全问题。可见上海解决水问题的空间比北京要宽松的多,所以他们也不会去考虑使用地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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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再生水的情况,也和北京有类似的地方。比如都会选择“一手”的来源自然的水首先用来保障居民用水,再生水多数也是用来替代工业用水。

污水资源化文件Y轴解析:再生水利用的商业逻辑决定其难与易

污水资源化的文件给不同城市带来的商机如何演算是非常复杂的,对此不能深入理解底层逻辑,则容易出现前述的本底不清的第三种类型,本底值效用不清楚的情况。简而言之,第一,工业,必然要考虑这个城市的承载力。在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去推进,典型案例如亦庄的京东方,7元/吨的再生水的水价是能够支撑的住的,一个城市的产业的承载力上限非常的重要。第二,供水价,价格越高的地方,再生水价格市场化的可能性就越高。第三,水资源的紧缺程度和紧缺的类型,以及设施布局,再生水的输送半径自然会影响其市场拓展的机会。还要考虑不同的主体,比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包括企业主体博弈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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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张图,我们有五个评价的指标可以运用在再生水的商机分析上。比如在居民用水中推广再生水肯定是非常难的,但是在园林绿化中就相对比较容易,只需要一些政府不同部门间的经费调整,以及克服利益上的重新分配的矛盾就可以了。类似的,对于道路冲洗和消防也算是容易的。生态补水中使用再生水也不是太难,当面对河道断面的持续改善的较大压力的时候,再生水的利用就不算难,面临的只是一个要不要核算为再生水的统计问题。在工业领域,由于管理上的单线条,在中国特殊的治理国情下,再加上如果该地区在工业发展比较好产业承载力较强的情况下,推广再生水利用也是相对容易的。同时,这两个“易”背后代表着不同的使用的方向它具体的技术需求是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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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驱动工业领域更好的应用再生水,跟本地的供水价格有很大关系。在此显示了一部分城市的供水价格,也显示出一手水的紧缺情况,比如北京和天津的供水价格高,也会给再生水带来较好的市场化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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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特殊的两千年郡县制治理模式下,建国以来我们就建立了一种行政的力量来控制不同地区的用水额度,这个来自水利部的管理范畴,所以某地区有过境水再多也未必可用。因此,分析水资源管理制度就非常重要,决定了这个地方能够在未来几年获得水利部门批准多少用水的资格。比如,江苏2020用水总量限额是要比2019年的用水量低得多的,并且到2030年也不会有增加。北京会增加一部分,我相信和南水北调的西线和中线建设有关系。我们还有一些省份用水总量限额比实际用水量也是会有所下降,这些被行政的力量驱动,在水资源使用上有所约束的地方,自然也是会产生再生水利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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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资源化文件Y轴解析:工业废水将成为主战场

而我们更关心的是工业领域比较简洁明确的博弈关系,“十四五”政府会“强制”工业更多的使用再生水,一方面是行政力量,一方面是价格因素。这也是当前很多企业,包括北控、首创都在关注的市场机会。跟北京和上海的情况类似,近几年全国用水总量总体保持平稳,而工业用水的量逐年缓慢下降。除了不断推进的零排放建设等工业废水的再生水利用以外,我们还会有什么新增机会呢?我们看到生活用水、人工生态补水量逐年上升,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再生水。除此之外我们在逐渐聚焦到工业,2015年~2020年,工业用水量每年下降的梯度是十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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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分析了污水资源化文件中对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要求以及当前企业关心的一些方向,文件中对于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这样两套体系的管理和规定有很多重叠和交叉的之处。而对园区和企业的管理是分属不同的部门,这样的文件中有些关键点,只要产业承载力足够的情况下,“十四五”会加速落地。另外,也有一些企业敏锐的洞察到一些延展的机会,如高新园高品质再生水利用,这在后面也会介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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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也分析了大量的要求工业企业和工业园区节水的文件,在“用水定额”以及“取水许可”这样的“双重压力”下,以及行政手段上会推动大量非常规水源替代,在中国这个市场往往不是用价格来形成再生水利用市场,更可能直接就是行政手段调节。包括市政污水资源化利用、海水淡化等,而市政污水资源化是我们关注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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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陈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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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涛

目前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此前分别在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获得理学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现任E20环境平台执行合伙人和E20研究院执行院长,湖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水利水电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客座教授,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硕士生校外导师,天津大学特聘讲师,并兼任北京大学环境学院E20联合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PPP双库的定向邀请专家,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注册专家(基础设施与PPP方向)、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库专家、巴塞尔公约亚太区域中心化学品和废物环境管理智库专家、中国环保产业研究院特聘专家、中国环保产业协会环保产业政策与集聚区专业委员会委员。住建部指导《城乡建设》杂志编委、《环境卫生工程》杂志编委、财政部指导《政府采购与PPP评论》杂志编委,并担任上海城投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在PPP专业领域,薛涛现任清华PPP研究中心投融资专业委员会专家委员、全国工商联环境商会PPP专委会秘书长、中国PPP咨询机构论坛第一届理事会副秘书长、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PPP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国合中心PPP专家库成员、中国青年创业导师、中央财经大学政信研究院智库成员、中国城投网特聘专家等。

20世纪90年代初期,薛涛在中国通用技术集团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市政环境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其后在该领域积累了十二年的环境领域PPP咨询及五年市场战略咨询经验,曾为美国通用电气等多家国内外上市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对环境领域的投融资、产业发展和市场竞合格局有着深刻理解;2014年初加入E20研究院并兼任清华大学环保产业研究中心副主任,着力于环境产业与政策研究、PPP以及企业市场战略指导等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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